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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2-01-26T01:47 |
那边厢，本地现在每日近百宗正式确诊新冠肺炎个案，几十宗疑似确诊，确诊率在这个700万人的城市约0.001%，但整个特区政府和700万市民已严阵以待；这边厢，我们家最近就有两宗正式确诊，两宗疑似确诊，在这个四人家庭的确诊率已是100%，然而我们的生活却渐渐回复正常。 是褔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新冠疫情两年，从疫苗面世前在家工作，网上上课，出入戴口罩，到疫苗面世后立刻打疫苗，打完一针再一针，上个月我和太太更打了第三针，基本上我们要做的个人防疫措施都做足。 不过，我的大仔还是在上星期三确诊了(可能是从学校染病，亦有可能是从邻居感染)，然后细仔亦在之后确诊，我和太太中间亦出现一些症状，但因为已用完在家快速检测，所以就只能是疑似确诊。 老实说，“中招”后的病情其实并不严重。大仔在上星期二开始出现症状，第一天头痛，第二天咳嗽，第三天就已经龙精虎猛了；病情最重的是我这位“老人家”，上星期四开始喉咙痛，上星期五上吐下泻，但星期六已经行得走得。病情不严重是否因为我们(细仔除外)都打了疫苗呢？我没有一个我们全家没有打疫苗的“反事实”作比较，所以这就不得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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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2-01-17T04:46 |
博弈论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叫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当两名疑犯被警察分开盘问时，他们知道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警方不会有足够证据指控他们有罪，他们最多会被判监几个月，但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做“二五仔”转做“污点证人”，这位“二五仔”可即时获释，另一位则将会被判重刑。这对两位疑犯是一个困境是因为即使他们知道“合作”是“最佳”选择，但在他们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两位追求私利的疑犯最终都会选择成为“二五仔”。 现在中国与外国的在新冠肺炎的防疫抗疫政策上就有点囚徒困境的味道。假设世上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可以各自选择“个案清零”和“与病毒同存”两个防疫抗疫政策。再假设如果中美两国(或全世界)都选择“个案清零”政策，在短时间内对外封关、全民检测以及不断隔离，新冠病毒真的可以完全消灭，这是一个两国“合作”下的“最佳结果”。(当然，我不是传染病学专家，不知道新冠病毒能否被完全消灭，我们先这样假设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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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2-01-12T01:15 |
两星期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提出“疫苗护照路线图”，打算在3月时每人都需要跟随，“不可以无打针上班上学”，然后再看接种率高低和Omicron(或其他变种)的情况，在暑假时决定是否“可以博一博，全面开放”。话口未完，在“洪门夜宴”后，Omicron变种似乎已在社区爆发多条传播链，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电台节目中指，本地已进入第五波疫情，并强调如社区有源头不明个案，政府下一步将要考虑是否停课。 两星期前我在本栏质疑，从政策的成本效益角度看，“不可以无打针上学”的效益并不如某些人所说那么大。据美国数据，本身未有接种疫苗的12至17岁年轻人，每周疫症死亡率其实只有0.00002%。0.00002%是一个甚么概念？据美国政府数据，在2017至2019年期间，当地每年平均每10万人有12.4人死于交通意外，换成每星期的死亡率刚好就是0.00002%。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在接种疫苗后的平均每星期疫症死亡率同样是0.00002%！换句话说，对这班美国12至17岁的年轻人来说，疫苗的边际效益近乎零！ 另一方面，“不可以无打针上学”甚至停课的政策成本不是零。 |
生物 |
| 梁天卓 |
2022-01-05T04:58 |
科技愈进步，资讯愈泛滥，人的专注力就似乎愈低。 就以经济学的分析为例，张五常大教授在八十年代开始以中文下笔，文章一挥而就几千字，着作洋洋洒洒几十本，毕生的心血《经济解释》再版完又再版，“最终版”的厚度差不多比我的手还要长。即使如此，忠实读者(如我)仍然会读之再三，虽然未至于可以如国内周星驰粉丝可以将《大话西游》的对白倒背如流，但是至少某些重要概念仍然可以铭记于心。 都是因为互联网吧。现今在互联网世界，大家不必在大学有一个衔头，不须在一份报纸有一个专栏，只需要有一个社交媒体户口就可以向网民们发表意见。十年前左右我和两位栏友开始追随大教授的步伐在本地报章“爬格子”，我们当然不能与大教授相比，但整体上报章文字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则是无可否认。 不要误会，我不完全认为互联网降低评论的入场门槛一定是坏事，事实上有衔头有专栏的作家不一定有料，网上讨论区和社交媒体很多评论员都是卧虎藏龙。不过对读者们来说，评论分析供应大升的一个后果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无限的评论分析之间作一个取舍？在边际上，读者们花在每一篇分析文章(或每一条评论影片)的时间会因此缩短。 |
科技 |
| 梁天卓 |
2021-12-31T02:45 |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建议，本港明年3月全面落实新冠肺炎“疫苗护照”，希望在整体接种率接近九成后，向国际社会逐步开关。 根据袁教授的“疫苗护照路线图”，“3月时就要真的每人都跟随，不可以无打针上班上学，去到3月起码先打两针，然后就视乎接种率是否去到逾百分之九十，开始开放对一些低危地方，到时Omicron应已令外国很多人口已有自然免疫，然后再说一次，去到7月一定有三针，或者5月有三针，于是暑假时可以博一博，全面开放。” 原则上我同意向国际社会逐步开关前，本地的整体接种率(以及打第三甚至第四针)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外国的经验是染病死亡率，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接种了疫苗。美国最新(10月底)的数据显示，没有接种疫苗的一星期死亡率(包括所有染疫和没有染疫人士)高达0.0035%，是已接种疫苗人口的七倍！ 问题是，甚么才是足够高的接种率？我们又是否要以“疫苗护照”来提高所有年龄层的接种率，例如规定无打针的小朋友不能上学？ 我们首要考虑的是不同疫苗政策的成本效益，其中不同年龄层在接种疫苗前后的死亡率，是一个重要指标。袁教授称他作为科学家只讲真相，那我就和袁教授谈谈美国的数据吧。 |
生物 |
| 梁天卓 |
2021-12-20T00:32 |
不要误会，我说的“道德风险”并不是说催谷投票本身或催谷投票背后的团体的道德有问题，我说的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moral hazard是也。 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指的是在讯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合约一方会在对方不知情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作出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太抽象？让我举个例子吧。在一间公司里，月薪制的雇员“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公司赚多赚少基本上与他们关系不大，加上老板又不能每分每秒都监视雇员是在“扮工”还是“办工”，雇员“蛇王”或“躺平”便无可避免。希望利润极大化的老板和做出这些损人利己行为的雇员之间的问题就是经济学上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是道德风险的一种。 你可能已不耐烦：理论讲了一大堆，这跟催谷投票有甚么关系？我们尝试将“委托——代理”问题例子里老板和雇员的角色套在中央政府和本地建制政客就会一目了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可以显示“中式民主”相对“美式民主”的优越性，内地学者田飞龙亦直指投票率重要，因为可反映民众是否认同新的选举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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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2-13T01:39 |
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接受《环球时报》访问表示，本月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高低不代表甚么”，在访问中更指出有说法认为，若政府工作做得好、公信力高，民众无强烈诉求选择议员监督政府，投票率反而降低。 特首的说法有理有据吗？不少建制和非建制的学者都对特首的说法表示反对。内地学者田飞龙认为投票率重要，因为可反映民众是否认同新选举制度，林太的说法只属其“个人理解”；另外浸大的陈家洛亦表示，找不到特首所言的学理根据，批评政府“（投票率）高又赢、低又赢”。 不过，从数据看特首的“个人理解”并不是毫无道理。翻查数据，政府民望和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一直呈反比：沙士后的立法会选举(2004年)投票率高达55.6%，是回归以来第二高，当时民调显示市民对特区政府不满意的亦高达四成。然后董落曾上，特区政府的民望是回归以来最高，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市民对特区政府满意百分比高达五成，不满意的只有一成多一点，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亦下跌至不到一半(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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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2-06T03:20 |
Delta未完，Omicron又起，新冠肺炎病毒变种可谓一浪接一浪。关于这个Omicron新变种病毒的特性，专家们还在努力研究中，暂时所知的是它的传染性似乎比Delta变种更厉害，至于它的“毒性”是否更高还要留待专家们再作研究。 我不是传染病学专家，新变种病毒的特性如何我无谓在这里班门弄斧。作为经济学者我只问：Omicron变种病毒的出现对各地政府的防疫抗疫政策有甚么影响？ 从来，关于“与病毒共存”和“病毒清零”这两个政策之间的选择，都是不同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取舍。我们从“病毒清零”政策的角度看，它的“效益”当然是避免了不少人命损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放弃对病毒“零容忍”的预防措施，取消旅行限制，每日新增病例数可能超过63万例，当中的死亡人数可能数以万计。 然而，“病毒清零”政策亦需要政府在短期内“闭关锁国”，差不多断绝与其他国家的正常来往，亦需要政府在发现新个案时追踪病人的接触者，再不断在社区进行隔离，这些措施不只扰民，亦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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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2-01T01:28 |
教育局长杨润雄早前在网志发表文章，指社会近年出现种种歪风，而“近来出现的‘躺平主义’更是令人忧虑，这种消极的人生心态，容易令人萎靡不振，长远会窒碍社会的进步。” 单从数据看，青年人“躺平主义”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信口雌黄。根据统计处的数据，青年人(20至29岁)的失业率一直比中年人(40至39岁)要高。两者的比例在近年更有上升的趋势：在千禧年期间，青年人失业率比中年人高约1.2至1.4倍，但这比率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已上升至超过2倍，反映青年人失业情况比中年人更为严重。 除了失业率之外，青年人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同样是每下愈况：在千禧年期间，青年人(15至24岁)的劳动人口参与率，是各中年人组别(25至44岁和45至64岁)的五成多至七成左右，但这比率在近年大幅下降至四成至五成多，反映近年青年人投入劳动市场的动力亦在慢慢减退。 青年人“躺平主义”背后的原因是甚么？局长认为“沉迷网络游戏、在互联网散播虚假、误导和煽动仇恨的信息、不良的性资讯和引诱等”，都是“令一些青年人受影响而耽于逸乐、误信失实资讯而走歪路、对前景失去信心”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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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1-24T03:52 |
根据美国最新的数据显示 ，上月全国创造了超过50万个新职位，而失业率亦由9月的4.8%，轻微下降至10月的4.6%。虽然目前美国整体职位数目仍然比去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少400万，但种种数据都显示美国经济正在“与疫症共存”的后疫情时代渐渐复苏。 然而，即使在刚过去新增的超过50万个劳动人口中有约20万是女性，但是当地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仍然“跑输大市”：从上月的数据看，目前美国男性劳动力参与率比疫情之前少约百分之三，但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则下跌更多。 女性在后疫情时代不踊跃重新投入劳力市场已有不少报道，其中最重要的相信是家庭原因。首先不少母亲在疫情初期，学校停课时都需要辞职凑仔，即使后来学校复课她们找工作亦需要些时日；另外，有些母亲在封城凑仔期间发现以往亲子时间原来十分缺乏，即使现在职位愈来愈多，她们亦宁愿待在家中，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 即便如此，有不少母亲其实希望重回职场， 问题是美国的育儿服务现在极度供不应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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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1-17T02:59 |
违约？还是不违约？这是中国恒大集团(3333)近日要回答的问题。上星期新闻报道，恒大再次在最后一刻避免了违约，但这似乎对缓解内地房地产业压力的作用不大。 这次恒大以及其他内地房地产企业的问题部分源自它们的过度借贷。以恒大为例，它是全球债务负担最重的地产开发商，负债规模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190亿美元是美元债券。问题是，2008年后内地政府一直在收紧借贷，为何这些企业还会出现过度借贷？ 我的一位中大旧同事宋铮最近在《政治经济学报》发表的一篇名为《Liquidity Rules and Credit Booms》的文章指出，在2008年以前内地中小型银行的借贷与存款比率长期高于政府限制的75%，比率平均在80%以上。可是，当政府在2008年加强对银行借款的监管后，这些银行的表面借贷与存款比率大跌的同时，它们却利用各项不会出现在会计帐簿上的方法作出各种借贷，例如一些不需抵押品(于是不用报备)的“财富管理产品”(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 |
地产 , 地产 , 中国恒大 |
| 梁天卓 |
2021-11-08T04:08 |
劳工经济学里有一理论，大家称之为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这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至高于“市价”，工资提升令员工较为卖力，是红萝卜的诱因，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的鞭策。对于这理论，张五常教授素有质疑。一方面，理论上要分开红萝卜和棍子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这理论要解释件工合约主导的劳工市场失业亦同样不容易。 话虽如此，大教授并不否认出价高于“市价”对供应者有一定的监察作用。举个例，大教授提到在1960年代，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当时的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交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最近本地政坛有另一个同样可以用效率工资理论来理解的例子，我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早前所指的“忠诚的废物”。话说田教授早前提出中央应该对本地建制派有更高要求，绝非要打造“橡皮图章”或“忠诚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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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1-05T01:55 |
由可能是全英超最孤寒球会，前任班主从不掩饰每年护级的“鸿图大志”，到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有钱的球会，新班主在成功收购第一天已明言希望在五至十年内称霸英超，纽卡素在这一个月里可以说是经历了天与地。在收购前，纽卡素几乎绝迹转会新闻，最多只是传出球会借用(不是买断)某某球员；在收购后，即使距离明年1月转会窗还有两个月，但纽卡素几乎已被传与全球所有球星有所接触。然而，对于身处护级边缘的纽卡素，它的收购球员策略与正在争霸的球会又有何不同呢？ 关于收购球员，一个策略是尽量掩饰球队弱点，令对手不能集中攻击球队的最弱环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2010/11年球季，由雷丁对史云斯的英超升班战决赛。雷丁的格鲁吉亚后卫基辛尼舒维尼(Zurab Khizanishvili)可能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噩梦。在比赛初段，他就因侵犯对方前锋被罚黄牌，在第12分钟禁区犯规被罚12码，两分钟后未能阻截对方球员传中再失一球，然后在完半场前更意外地将对方传中球改变方向到对方前锋脚下射入。基辛尼舒维尼凭一己之力就令雷丁在这场英超升班战决赛的39分钟之内落后三球！虽然雷丁在下半场力追，但经已是返魂无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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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1-03T02:24 |
相对欧美国家以及内地，香港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并不算高。 (资料图片) 相对欧美国家以及内地，香港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的确并不算高。特首林郑月娥在几星期前就表明，本地(当时)疫苗接种率仍未达七成，其实并不理想，最近亦发表文章“呼吁港人鼓励身边未接种疫苗的人尽快接种，才能达致通关及生活早日回复正常的目标。” 先旨声明，我是十分认同接种疫苗是对抗新冠病毒的最佳方法，我本身亦已在半年前接种疫苗。不过，我们不得不问的是，香港的疫苗接种率低是甚么原因？ 有人认为这与政府最初“硬推”当时还未有相关数据证实效用的内地科兴疫苗，从而影响大家对疫苗整体信心有关。有可能吧？ 不过，事实上政府在不久之后就已推出在外国有大量数据支持的复必泰(BioNTech)，大家即使对科兴疫苗不信任，亦不致于对复必泰亦不信任吧？ 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看不到接种疫苗的好处。首先，疫苗有效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有异议，但是在本地感染率基本上清零的情况下，即使拒绝接种疫苗受个人(目前)受感染的风险基本上是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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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0-29T05:07 |
不少欧美国家正经历劳力短缺的问题。以美国的劳力市场为例，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的美国工人的工作时数，仍比新冠肺炎疫情前大跌4.3%。劳力供应减少的原因有好几个，有部分人是因为当地政府提高失业救济金而继续“失业”，有部分人(尤其是女性)因为照顾家人而选择退出劳力市场，也有部分人因为各种健康原因想待疫情真正过去才开始揾工。 有趣的是，即使美国的工作人口大减，但同期的GDP却只比疫情前下跌0.5%。换句话说，这次疫情对不少企业来说是一个测试不同省减人手方法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 在这次“自然实验”中，有部分个案是源自企业主动改变营销策略以省减人手。举个例，以往酒店每日都有清洁工人到房间进行清洁，但现在不少酒店都只会在客人主动要求后才会提供服务。不过，亦有不少个案是由于企业以各种科技来替补人手的不足，尤其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更改了税制，为企业引进科企提供不少诱因(美国的薪俸税约25%，但如果企业引入科技而又在会计帐簿上把它当作资本投资入帐，其税率只约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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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0-20T01:41 |
最近Facebook可算是流年不利。一方面，早前一个人为小失误，整个Facebook(以及旗下的WhatsApp和Instagram)突然死机几个小时，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几乎一起大喊“世界末日”；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早前收到告密者报料，大爆Facebook老板Mark Zuckerberg表面支持Facebook上人人平等和保护青少年免受各种社交媒体压力等满口仁义道德，但实情是名人在Facebook享尽各种优待，内部研究亦显示Instagram令少女们产生抑郁却又毫不制止，背后原来同样是唯利是图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由是之故，美国国会最近召开听证会，调查及研究是否应该对Facebook及其他社交媒体作出更多监管。的确，很多人(包括不少香港人)对Facebook又爱又恨。一方面，无论是你的电邮、行踪、样貌甚至个人的社交网络等的个人资料都是Facebook大数据的一部分，这对不少着重私隐的朋友来说着实是一大困扰； 但另一方面，Facebook可以利用这前所未有的大数据为广告商度身订造广告策略，大大提升广告市场的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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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0-13T02:01 |
由美国的大小企业，到本地的大学，最近都强制要求员工和学生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下称疫苗令)。对部分人来说，疫苗能减低自身和其他人的感染和死亡风险，接种疫苗实在是利己又利人；但对有些人来说，接种疫苗与否从来都是个人选择，疫苗令其实是在剥夺人身自由。 经济学会如何看疫苗令？其中一个角度是可以从高斯定理看。 六十年代前，工厂生产的污染被视为危害社会的不良界外效应，政府要加以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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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10-06T02:34 |
由美国总统拜登设下2030年减碳至2005年水平的一半，到习近平承诺在2060年达成碳中和，各国似乎都在想尽办法减低碳排放，希望能够这世纪末前防止气温上升至不能逆转的水平。然而，经济学要问的是：这样费尽气力减低碳排放的成本效益为何？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报告，假如在这世纪末(2100年)气温比目前上升3.66度，到时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将会下跌2.6%。即使假设气温升得再高，以及各国对全球暖化没有任何应对措施，全球GDP亦不会下跌超过5%。 2.6%或5%的全球GDP是甚么概念？2020年的全球GDP总值约85兆美元，5%即是约4.25兆美元，大约等于内地上年GDP的三分一左右。事实上，全球GDP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就下跌了大约3.5%。换句话说，假如在这世纪末(2100年)气温比目前上升3.66度，后果差不多相等于到时来多一次全球性的瘟疫。 无论是内地GDP的三分一，还是上年因新冠肺炎疫症而导致的经济衰退，这些都是天文数字。 |
佳宁娜 |
| 梁天卓 |
2021-09-29T03:11 |
早几年行为经济学大行其道，不少人应该会对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和轻推理论(Nudge Theory)略有所闻。前者其中一个含意是投资者宁愿避免股票蚀钱，多于从股市赚钱，亦即所谓的规避损失行为(loss aversion)，后者则指在环境中作出细微改动(轻轻推佢哋一下)，就可令人作出比较理想的决策。 约翰逊上年曾指示首席科学顾问，以各项轻推措施推广群体免疫政策。(资料图片) 这些理论近年有不少实际应用的例子。举例说，有医院在院内各处贴上“温馨提示”，轻轻向医护一推，希望他们可以洗手、洗手、洗手，从而减低医院内的细菌感染率。 另外，不少科企(例如Google)亦在办公室作出不少改动，例如在食堂里把健康食物放在较当眼位置，企图轻轻将员工推向更健康生活的方式；各地政府亦有尝试应用这理论协助实行各项政策，英国首相约翰逊上年就曾指示首席科学顾问，以各项轻推措施推广群体免疫政策。 轻推背后的理论十分简单，学术文献的“证据”亦似乎支持轻推利多于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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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9-20T01:54 |
网上世界不是法庭，网络审判也不需要证据。几个月前在Twitter写下一句无心说话，几年前在Facebook分享一幅meme图，甚或几十年前在派对里和朋友开一个玩笑，今日都可以成为无名无姓无头像的网民用来攻击你的武器。不需理直，只讲气壮，后果可大可小，轻则令人喊冤叫屈，独坐电脑前有理说不清，重则名誉扫地，公众压力下饭碗不保。 于是乎，现在如火如荼的网络文革(或称“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也)一方面令不少人噤若寒蝉，不再在网上发表任何意见，另一方面亦令更多人关注私隐，连生活照都不再与人分享。 到底私隐何价？从Facebook和Google两间全球收集个人资料最多的私人企业的股价看，大众私隐肯肯定是价值连城。从网民的角度看，每人又愿意为私隐付出多少呢？在刚过去的周末我(在网上)参与了一个数码化经济的学术会议，其中一项研究透过Facebook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这实验尝试找出美国Facebook用户出卖他们所有在Facebook的数据(包括历来的状况、相片以及影片等)的最低价，结果发现私隐最低价的中位数为750美元(约6,00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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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9-15T05:06 |
由暂停面授课堂，到不(或无力)增加土地供应，再最近尝试全禁新型烟，这三者有何相似之处？答案是它们背后都有强力证据反对这些政策，而社会/政府却选择莫视这些证据所含意着的政策成本。 上学年本地学童在大部分时间都暂停面授课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官员及不少市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有网友当时更说“有细路中招你负担得起吗？”由上年底我已不停大声疾呼，暂停面授课堂的边际效益其实不大：当时美国的数据显示学童两周内感染率只约0.35%，比他们所在区域感染率还要低，证明感染病毒机会其实并不高。相反，暂停面授课堂的政策成本却可以十分巨大：美国有研究发现，上年3月当地学校因疫情停课后，学生数学成绩在3个月内就比上年初退步超过九成！当中低下阶层学童(因家中环境挤逼或上网速度较慢)的成绩下降更为显着。 几年前土地大辩论中，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增加土地供应不会对遏止楼价升幅有大作用。有大学教授更认为房屋需求曲线不是从左到右向下倾斜，于是供应增加后楼价不会下跌，炒家仍然有楼可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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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9-08T01:53 |
派钱不一定受欢迎。这边厢，香港的老人家因为未能领取消费劵在街外大排长龙，报道所见不少长者都似是欲哭无泪；另一边厢，中北美洲国家萨尔瓦多，不少民众对当地政府近日派钱的政策同样是弹多过赞。 我所说的是，从昨日(9月7日)起比特币已成为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商店必须接受顾客以比特币付款。为了鼓励民众尽快适应使用比特币，当地政府透过国家的电子钱包，向每名市民派发相等于30美元的比特币。 然而，在上星期仍然有不少民众对此项新政策不表认同。根据民调，当地只有约5%的民众知道比特币为何物，另外亦有近七成的受访者反对政府的政策。 虽然如此，但是萨尔瓦多作为第一个通过把比特币定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并非不无道理。1976年海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一书中质疑调控货币供应的权力，应否集中在政府的官员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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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9-03T05:07 |
这星期是国际赛的赛期，英超和欧洲各地足球联赛都暂停，有球迷因此大叹国家队赛事阻住晒。然而，在刚过去的欧洲国家杯里，同一批球迷中有不少都乐在其中，声嘶力竭为自己追捧的国家队落力打气。 是的，各地联赛的豪门球队因为有大量收入(或资助)，可以花巨资买入球员，集天下兵器于一身，加上长时间训练，于是联赛的赛事无论是球员质素和球队合作都是国家队比赛不能比拟的。不过，正所为有缺陷才是美，国家队既不能买人，亦不可能长期集训，但却可能正因为缺点明显，球队之间的差距不致于太明显，竞争性反而就更大。 举个例子。在刚过去的欧国杯的一场分组赛，近年积弱的德国以4比2大胜上届盟主葡萄牙。除了比数之外，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同样令人意外。根据赛会的报告，这场分组赛的最佳球员是德国的左翼卫，在这场赛事中获得一个入球以及多次助功的高辛斯(Robin Gosens)。 这位效力意甲亚特兰大(并非传统欧洲劲旅)的左翼卫在这场比赛表现光芒四射，部分是因为德国队经常在葡萄牙后防五打四“人多虾人少”，部分亦因为德国瞄准葡萄牙右后卫施美度(Nelson Semedo)防守不稳之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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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9-01T04:48 |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根据通知，内地所有网络游戏企业只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的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18岁或以下)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不少人认为内地政府的政策在于“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路游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除此之外，亦有人认为这是针对早前在年轻人之间兴起的“躺平主义”：数月前，一篇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在百度疯传，有博客认同指“我有时会躲在某处看着那些忙碌的人发笑”，有人为躺平主义定义为“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为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有人因此认为年轻人现在都在沉迷打机，而不再发愤图强并不是无中生有。 事实上，几年前有几名经济学者就发现，电动游戏的普及是年轻人失业率较高的其中一个原因。当时的研究就发现，相对于女性，学历程度较低的男性的失业率愈来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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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8-25T03:52 |
在美国，不少父母正面对两难。 一方面，不少学童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都只能在网上上课甚至乎完全没有上课，加上小朋友缺乏社交的影响下，新学年的来临对不少父母来说真的可以说是“万众期待”；但另一方面，最近Delta变种在欧美肆虐，总体确诊数字最近急速回升，此前受新冠肺炎疫症影响较少的儿童，入院数字亦屡创新高。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上星期五(本月20日)全美有1,271名儿童因疫症需要入院治疗，数字比今年初的高峰还要高，小朋友在新学年互相感染是不少父母不感想像的噩梦。 不过，作为家长，在决定是否让小朋友上学(在美国家长有权让小孩在家自学)时有几方面要留意。 首先，儿童感染比例上升并不代表Delta变种对小朋友(相对于老人家)伤害更大。栏友曾国平在星期一的专栏指出，比较绝大部分已接种疫苗的老人家，和几乎没有接种疫苗的学童的感染率是苹果和橙的比较，完全没有意义。即使没有Delta变种，在成年人大部分已接种疫苗的情况下，小朋友的感染比率仍然是会上升的。 另外，无疑现在Delta变种的传染力比过往的变种更强，小孩受感染的风险因而比之前高，他们入院的数字亦因此屡创新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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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8-16T04:51 |
我有几位朋友，他们不算臭味相投，但应该是志同道合。不算臭味相投，因其中两位在一周前以每张1万元票价买入试当真三张门票，另外一位朋友却指“你俾$800我都唔去睇呀”；然而，他们却是志同道合，因他们都喜欢挑战坊间主流论述，例如他们最近就对批评试当真卖飞实验的各种谬论大加抨击。 谬论一：荷兰拍卖不是荷兰拍卖。有KOL 认为，试当真的卖票方式并非经济学里的荷兰式拍卖 (Dutch Auction)，而是市场学中的动态定价(Dynamic Pricing)。朋友A说，理论上，所谓动态定价之所以是“动态”，因为定价视乎环境同资讯改变而调整；现实中，试当真早在卖票前便宣布票价逐日递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那又何来“动态”之有？相反，各位粉丝每日坐在电脑前观察卖票情况，看见第一日只卖13张就放心多等数日，看到几日后卖出过千张$1,000票就决定明日出击，这才是动态出价吧？ 谬论二：荷兰拍卖不能杀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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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8-13T03:40 |
施老板昨日在他的专栏提到，在奥运放弃纯业余原则后，“奥运的奖牌榜，基本上可以反映国家的国力。”到底奥运成功背后的方程式有甚么决定性因素？我简单说说三个吧。 一)人多好办事。 人愈多，除了国家可以“多、快、好、省”地加快经济生产步伐之外，国家队在体育赛事为国家争取奖牌的劲度亦可以大大提高。在今届奥运，奖牌榜奖牌总数的头三名分别是人口超过3亿的美国(113面奖牌)、人口高达14亿的中国(88面奖牌)，以及人口1.4亿的俄罗斯(71面奖牌)，而人口过亿的主办国日本，总奖牌数目亦高达58面。 二)钱多亦好办事。 平均来说，人多好办事是大致的对。然而，当中总会有一些反例。例如印度堂堂13亿人口今届只有7面奖牌，总数比人口是它0.5%的香港仅仅多一面而已。另外，人口分别只有不到500万和2,000万的新西兰和荷兰亦分别获得20面和36面奖牌，可见人多之余其他因素亦不能忽视。 除了人口之外，国民平均收入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从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人均奖牌数目与该国家/地区的经济实力有一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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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8-02T04:19 |
中央政府上周六正式公布“双减”新规(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禁止校外教育机构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消息一出，教育股连环暴泻，领头股新东方(9901)当日股价暴跌约四成！除“双减”新政策外，中央政府早前亦推出一系列措施打击“学区房”，一方面为楼市降温，另一方面亦希望“进一步促进校际均衡发展”，并“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正如施永青老板上周在其专栏提到，中央这些政策目的应是希望“优化”高考制度作为“成为社会流动的渠道”：“现时，贫苦人家子女也有机会透过公开的高考制度，进入好的大学，踏上一个更高的社会阶梯。若是变成有钱人可让自己的子女得到较多更好的教培，而贫苦人家就负担不起，那原先设计的社会流就会被破坏，所以中国政府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据施老板分析，“中国的家长很热衷让自己子女赢在起跑线，为助子女进入名大学，所以很愿意在这方面作投资。这才导致教培事业可以在中国飞快增长；并且喧宾夺主，扭曲了学习是为了求知识的初衷，变成只着重考试方略。”于是“双减”政策应该有助缩减穷爸爸和富爸爸育子成龙起跑线的差距。 |
新股IPO , 新股IPO |
| 梁天卓 |
2021-07-30T01:56 |
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份政府文件可以值几钱？答案是起码值2,390亿元！ 早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简称“双减”政策)，当中提出包含坚持从严审批机构，各地不再审批新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以及严禁资本化运作，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等政策，结果教育股的领头股新东方(9901)当日股价暴跌约四成，市值更由高位蒸发约2,390亿元！ 这次“双减”政策除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外，亦提出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其中，学校要“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亦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不许外出补习，不能自行加操，这是否就能让小朋友拾回一个愉快的童年？这就要问问数以亿计望子成龙的内地父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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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7-26T01:27 |
“多谢！多谢各位帮我埋咗呢张咁贵嘅单！”这是美国电商亚马逊的创办人贝索斯(Jeff Bezos)在完成旗下蓝色起源(Blue Origin)的火箭11分钟太空飞行后的感谢宣言(原文为“I want to thank every Amazon employee, and every Amazon customer, because you guys paid for all this.”)。 这样的“感谢”宣言，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应该会评为不合格，因为根据他的“无形之手”论，一买一卖从来都是互惠互利，买卖双方并没有谁欠了谁，亦没有谁要对谁感恩，贝索斯多谢员工和顾客帮他“埋咗呢张咁贵嘅单”当然就无从说起。而从公关角度看，我想关公也可能会从墓里弹出来，大骂这位创办人简单一句制造出来的关公灾难。 怪不得，在贝索斯上太空之前已有人发起签名运动，要求贝索斯上太空后一去不要再复返，结果在贝索斯上太空当日就集得接近20万的签名。发起这场签名运动的人当然知道不可能这只是得啖笑，但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签名运动仍可视为对美国甚至全球财富不均的控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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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7-23T04:22 |
标题党非我所长。一来，要一个高考中文差点肥佬的人在标题上故弄玄虚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二来，要一个做实证研究搵食的人扭曲事实在标题上“画龙点睛”亦违背我的良心。 然而，有末日博士却甚好此道。最近这博士又再“一鸣惊人”，以英文“解释”新冠肺炎疫苗如何无用，标题左一句“平均法则”(Law of Averages)看似高深的术语以显示其专业，右一句“疫苗接种加速无助降低死亡率”(Death rate doesn’t fall even when jab pace quickens)点出惊人“事实”用以吸引读者眼球。 博士认为“疫苗接种加速无助降低死亡率”的证据有两项。其一是他比较过154个国家/地区的疫苗接种率和死亡率，并发现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相关性。我经常跟本科生说，做国与国之间数据分析要小心，因国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国家的文化和医疗系统大不相同，即使疫苗接种率一样，疫症死亡率亦可以不尽相同。当然，这难题部分可以在回归分析内加一些可量化的因素处理，但处理一些不能量化的因素(如戴或不戴口罩的文化)就比较复杂。一个更可靠的方法是看同一国家里(或文化更接近的)不同地方的接种率和死亡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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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7-14T01:22 |
考考大家，今届欧国杯冠军意大利在准决赛(对西班牙)和决赛(对英格兰)都分别以十二码取胜。除了意大利取胜外，这两次十二码又有甚么共通点？答案留在最后才揭晓。 讲开十二码，无论你系元朗邦路斯，还是油麻地拉舒褔特，你射十二码都只有两个可能性：“一系入，一系唔入。”那是否代表淘汰赛的十二码“一系你赢，一系我赢”，大家各有一半的取胜机会？ 在今届决赛中，意大利的真．邦路斯射入，而英格兰的真．拉舒褔特唔入，结果前者凭十二码气走后者捧走欧国杯。 有人认为这是英格兰球员刚好射唔入不够运而已，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英格兰的拉舒褔特(以及辛祖)刚被换入热身不足，亦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英格兰射失的球员年纪太轻(拉舒褔特23岁，辛祖21岁，沙卡更只有19岁)心理质素不足。 这些都有可能吧。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意大利今届射十二码都太有运了。不要误会，我不是指：“一系入，一系唔入”那一种幸运，而是意大利刚好抽中可以先射因此幸运地获得“先行者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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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7-05T04:30 |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各国防疫抗疫措施各有不同。有的国家(如内地)选择闭关锁国，企图以大规模检测和严密监控把疫情控制；有的国家(如美国)因国民崇尚人权自由，政府只能期望疫苗能令国家达致群体免疫。上年，疫苗还未开始大规模接种时，不少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的经济所受影响都较小。例如内地上年GDP仍录得正增长，但美国的GDP则比前一年下跌超过3%。 今年，不少国家正在大规模推动疫苗接种，这两类国家的经济增长数字会否来一个大逆转？ 今年各国的GDP数字还未发表，但我们还是可以看看一些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其中一个是《经济学人》最近发表的“全球正常化指数”(The global normalcy index)。顾名思义，这是一项量度各地经济活动是否已回复正常的一个指数(疫情前指数为100)。在这个“全球正常化指数”里，《经济学人》收集总共50个国家/地区在三个范畴里(交通/旅游、消闲/娱乐以及零售/工作)共八项与经济活动有关数据，然后再将这些数据加权制成这项指数。 直至上月尾，全球的“全球正常化指数”大约在66。换句话说，目前全球各地的经济活动大约回复至疫情之前的三分二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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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6-28T01:54 |
26年前，《苹果日报》创刊号的社论第一句是：“我们要办的是一份香港人的报纸”；26年后，黄蓝两极化下要一份报纸代表所有香港人几近不可能。不过，作为(曾经是)全港最畅销的报纸，说《苹果日报》(曾经)代表好一部分香港人声音的报纸相信并不为过。 在自由市场里，报纸的取态很大程度上反映读者的民意。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各自有其传媒阵营，前者以进步派的《纽约时报》为首，而立场较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则与后者的立场不谋而合，这往往在它们报道同一新闻的遣词用字可见一斑。举个例，N年前美国攻打伊拉克时，进步派报章会称之为“伊拉克战争”(war in Iraq)，而保守派报纸则会称之为“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同一场战争，两边阵营的报纸的立场明显有所不同。 这有部分可能是报纸的编辑受老板的压力，而老板又希望透过报纸的影响力在其他生意大捞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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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6-21T05:27 |
千呼万唤，上星期财政司长陈茂波终于出来公布电子消费券的有关安排。一如所料，这次派钱安排十分“特别”，一方面限时在几个月之内消费，一方面又限制不可以用于交税或其他政府收费，然后又警告会监察市民有否用消费券套现，更明言“涉及合谋、欺诈或犯法，会交执法机构跟进”。限制多多，无非想市民在规定时间内在规定商店消费，以达到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效用。 但这些劳民伤财的限制措施到底作用如何？ 关于限时消费，根据政府的安排，这次电子消费券的分发将会分二至三期进行。我想问问司长：分期派与一次派有何分别？从政府的角度，司长可能天真地认为今个月我派2,000元，你会多使2,000元，下月我派3,000元，你就会多使3,000元吧。 事实是否如此？市民的使费不是铁板一块。经济学有所谓消费平稳化(consumption smoothing)的假说，即当你的人生总收入增加5,000元，不论这额外收入何时到手，你每月的消费都只会稍微增加，而不会在你突然收钱的一刻才会“烧炮仗”。这是因为即使钱未到手，你可透过借贷“先使未来钱”。现在消费券只是几千元，以香港人的有钱程度，基本上可以透过存储调动来达致消费平稳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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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6-16T04:55 |
上周有网媒报道指经营HKTVmall的香港电视网络(1137)，将在未来7年内逐步退出网购平台营运商角色。后来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维基却澄清，他只是在一个论坛上致词时指出，公司正计划转至科技推动者，为其他有意搭建网上购物商场营运商，提供技术支援，他“绝对无意退出香港网购市场”。 其实，只要有点常识，都会知道HKTVmall“退出网购平台营运商角色”只能够是假新闻。好不容易，公司正在转亏为盈，当上网购市场一哥之际选择离场，这不是有违常理是甚么？ 与美国网商巨头亚马逊一样，HKTVmall营运初期都是在烧钱，直至近年才转亏为盈，部分是因为网商的成功十分取决于物流。根据亚马逊几年前年报显示，在2006年至2015期间，它的货运成本占其销售金额的3%至5%左右，而2015年它的货运成本约50亿美元(约390亿港元)。为降低物流成本，亚马逊有几种手段。 |
香港科技探索 , 美股 |
| 梁天卓 |
2021-06-07T04:22 |
19几年前，子华神提出男人应该拥抱“不主动、不抗拒、不负责任”的“三不精神”。19多年后，内地百度更进一步，认为所有年轻人都不应该再如此劳动，大家更应响应躺平主义“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的“六不主义”。 两个月前，内地百度一篇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文章在网上疯传，贴文提出“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有博客认同指“我有时会躲在某处看着那些忙碌的人发笑”，有学者则认为当人们无法追赶社会发展比如高涨的房价时，“躺平”不失为一种最为理性的选择。 的确，贫富悬殊加上楼价高飞，这些都很可能是躺平主义在内地兴起的原因。放眼世界，这些背景因素并不是内地独有，事实上，行内亦有研究发现欧美等地的躺平主义早有兴起的迹像，而这躺平主义更似有男女之别。 几年前有经济学者发现，相对于女性，学历程度较低的男性的失业率愈来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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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5-31T02:12 |
“打疫苗，赢豪宅！”无论这是帮政府“谷针”出谋献策还是为重启经济出一分力，信和置业(083)及华人置业(127)这个标题党已足够震惊全港700万市民。先旨声明，我是认同疫苗是重启经济的必要条件，台湾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经验，足以证明封关始终不是长久之计。问题是：一栋千万(1,080万元，再加上买家印花税或双倍印花税约值1,200万元)豪宅是否足够吸引对疫苗有疑虑的市民接种疫苗？ 为方便计算，让我假设疫苗的效用是零吧。我当然知道疫苗有效，不过现在还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大多认为本地的疫情并不严重，即使不接种疫苗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对这些市民来说，是否参加“打疫苗，赢豪宅”的疫苗大抽奖，可能只是打疫苗后突发死亡与抽奖后赢取豪宅之间的取舍。 打疫苗后的死亡率有多高？单从数据看，执笔之时全港共约134万人已接种最少一剂疫苗(当中接近100万已接种两剂疫苗)，政府的数字则显示当中有32宗死亡个案。 |
信和置业 , 华人置业 |
| 梁天卓 |
2021-05-24T02:32 |
不得不承认，关于加密货币和数码货币，内地政府比欧美国家走得前很多。这边厢，内地政府已在苏州试行并将在今年内正式推出数码人民币；那边厢，欧盟表示计划最快要在4年后才推出数码欧元，而美国政府的数码美元更是十画还未有一撇。 为何内地政府在数码货币的发展可以超英赶美？一个可能是欧美国家民众对私隐的要求更严格(大部分人都不想让政府知道自己的消费或财政)；另一个可能是内地对监控官员及民众的“需求”更高(内地打贪的力度当然是欧美望尘莫及)。然而，另一个我认为同样不能忽视的原因是与“陈年资本假说”(vintage capital hypothesis)有关。 “陈年资本假说”的名字有点吓人，但其道理十分简单。大约8年前，我和两位栏友在友报的月刊曾撰文为内地网购增长比欧美等地要高出好几倍提出几个假说，其中之一就是“陈年资本假说”：在欧美国家，由于极具规模的传统商铺已投资大量时间金钱到传统销售手法之上，采用新网上模式动机会较低，新成立的网上小商户又不容易与其比并，传统销售的陈年资本就有“阻住地球转”效果。 |
人民币 , 欧元 |
| 梁天卓 |
2021-05-17T01:44 |
国际关系学者在几年前问：“你们还愿意花一个多小时乘搭交通工具，回到乌烟瘴气的校园，听一个没有专业教育训练的博士毕业生读Powerpoint，而在课堂上也不过是各自拿出电脑修行、灵魂飘到远方，背后的诱因是甚么？” 的确，互联网的普及，加上过去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网上教学这一年可说是大行其道。就以敝校为例，过去一年课程经历大革新，网上和现场教学兼而有之。国际关系学者上年更预言：香港将面对一场教育大变革！他在总结这个“坚离地学习趋势”时就指“学生的自学趋势逐渐提高，网上源源不绝的学习资源，及数之不尽的免费软体更对学生自主学习有所帮助。”所以他认为，“在疫情下强化了学生对自学的信心，同时削弱了面对课堂的需要。”于是教学范式转移的教育大变革是无可避免的大趋势。 我不否定网上教学会愈来愈普及。然而，正如我之前说过，在大学接受教育时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并不单单是指知识上的追求，还包括人脉的累积和品味培养。功利一点看，即使仔女完全无心向学，大学(尤其是名校)仍是一个累积人脉的平台，入名校还是对前途大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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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5-12T04:13 |
张五常教授说过，统计学有用亦有弱点。有用在于，好些肉眼不容易看到的规律，统计学可以明确地表达出来，但同时数之不尽的统计低手，舞数弄计，但求表演技巧，把简单不过的验证搞得一塌糊涂。新冠肺炎疫苗能否减感染？现在数据愈来愈多，正好是统计学大派用场的时候。末日博士几日前在友报的专栏就以大量数据“证明”疫苗的效用“并不显着”，“效果可能是有的，但未肯定”。 博士弄的是哪些大数据？表演的又是甚么厉害分析？原来，数据之一是全球接种疫苗的数字：“截至上星期三，全球仅3.75%人口完成接种疫苗，即约4个月内升不足4%。”博士的结论是：“人命关天，疫苗若真有效，毋须声嘶力竭地呼吁好处多过坏处，世人也会抢住打。” 分析接种率偏低，看数据之余，亦要看供求。博士贵人事忙，可能不知道最近疫情爆发的印度已禁止疫苗出口，为的就是要抢住让国民打疫苗，亦未必知道拜登政府说要短暂废除疫苗专利，以解决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虽然疫苗短缺更多是因为原料供应不足)。 博士的第二个数据分析技巧就更“厉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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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5-10T04:30 |
出现变种病毒令香港人人心惶惶，双重变种病毒更令印度当地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前者从未有过疫情大爆发，但确诊数字总是在封关与开放之间上上落落，后者上年已有不少人曾受感染，但病毒变种后似乎能够突破抗体。由此可见，疫苗还是长远对付疫情的唯一办法。 目前世界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是大部分先进地区的疫苗仍短缺。要如何在短时间增加供应？美国总统拜登上年竞选时表明支持豁免疫苗专利，而他的政府上周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支持放弃有关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以协助尽快完结这次疫情：The US supports the waiver of IP protections on COVID-19 vaccines to help end the pandemic。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发明的专利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没有专利权的保护，药厂会失去垄断市场的盈利，因而失去发明疫苗的诱因；另一方面，专利权的保护令药厂能够垄断市场，价格因而被提高，供应被减少，最终受害的是病人。于是，大部分的经济学者认为，专利权的保护不能过长，又不能太短，以平衡利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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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5-03T01:01 |
由立法会议员在野鸡大学读博士，到时事KOL以博士自称，博士称谓在本地仿佛有一个学术的光环。然而，有学识是一回事，有博士学位又可以是另一回事，朋友刘嘉鸿在面书就对此大发牢骚：“最有趣是同学说自己很怕口边挂着教授之类衔头，其实也只是一般华人谦让传统，但时人却没大没小，也沾染西方自吹自擂之风，颇觉不惯。我虽然表面招积，性好得理不饶人，但实际也是很谦虚的，最看不过时下自称甚么博甚么博的潮流。博士有甚么了不起呢？真有学问的人，谁会把自己的博士学位放在口边呢？罗素是博士余英时是博士默克尔也是物理博士，但谁会这样尊称呢？人称X博也要面红，居然还要自称？只能说庙小妖风大，水浅乜博多。” 不能否认，在香港地凭“博士”光环行走江湖，行出来台型会多一点，说句话分量亦会重一点，一举手散发着追求真理的气质，一投足又展现出不畏强权的气魄，难怪大众对“乜博物博”言论会因而多加留意。这是否因为朋友所言“庙小妖风大，水浅乜博多”？有可能吧。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资讯泛滥的今日，时事评论多如天上繁星，观众读者又不一定有专业知识或时间精神判断好坏，博士衔头在某程度的确可以帮助大众解决“讯息不对称”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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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4-30T04:38 |
由影后柏翠茜．雅格(Patricia Arquette)在数年前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高呼：“现在美国的女性应该要获得平等的待遇。”(It’s our time to have wage equality once and for all and equal rights for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到#MeToo风暴拉倒电影公司高层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再到近年奥斯卡对女性主导电影以及女性的演员和导演愈加看重(美籍华裔的女导演赵婷就刚成为第二位赢取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荷李活一直是推动男女平权的美国左冀大本营。 从数据看，荷李活似乎一直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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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4-26T03:34 |
有一名美国的法官兼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在课堂上会跟学生说一个“寓言故事”：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个神向祂的信徒介绍一样十分厉害的发明，说可以大幅改善人类生活。这项发明可以让人有更多时间陪伴朋友与家人，可以带人到更多地方，可以令人做更多不同种类的工作。不过，世界上没有免费早餐，这位神明对信徒说，如果你们接受这项发明，需要每年向祂“进贡”1,000名信徒让祂杀掉。 讲完这个“寓言故事”之后，教授问学生： 你会否与这个神做这单“交易”？几乎所有学生都说“不”、“每年1,000人要死，傻的吗？”“要用他人性命换取我的方便，我做不到”等。然后，教授就说：“噢，是这样吗？但我想问问大家：这项‘发明’跟汽车其实有甚么分别？” 看数据，每年美国死于交通意外的人数绝对不只1,000人，然而计算过简单的成本效益后，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会放弃汽车带来的交通便利，“换回”死于交通意外的人命？ 对一些人来说，计算和理解机会率和风险是很难形象化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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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4-19T01:12 |
先旨声明，这篇文章只是分析白票制如何影响选举，并不是“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废票”，更没有“故意妨碍或阻止另一人在选举中投票”。 关于投白票，其实早在2014年政改谘询时，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就曾提出“白票守尾门”方案。方案中的“白票”，其实是在选票中加设一个“none of the above”(以上皆不是)的选项，而当时的建议是当逾半选民投白票，该次特首选举将被视为无效。 在解释他的方案时，陈弘毅认为有两种人会投“白票”。一是根本不满整个选举制度的选民，二是不认为名单上有任何候选人可以接受，他们心中可能有更心仪的人。前辈雷鼎鸣当时对此并不反对，只是认为“白票”其实还有另一个解读：“上述说法我不反对，但我相信还有第三种可能，而且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可能性。我过去在本报多次指出过，两位经济学家在七十年代时早已分别地证明了一个以他们命名的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当中指出，任何一种投票制度，只要有两个以上的选项，便一定有诱因导致选民使用策略性投票的方法去操控结果，最后我们根本不知投票结果是否反映民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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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4-12T04:19 |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确诊数字还未清零。不过，相比去年特首在施政报告时说要必须采取一切“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措施严控新冠肺炎疫情，力争在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达致“清零”的目标，现在不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没有再提“清零”这个“宏大”的目标。 这可能是由于本地政治新闻日日新鲜日日甘，亦可能由于现在的疫情已相对受控(起码在我执笔时，本地过去一周平均每日确诊数字约10宗左右)，无论如何，我认为不再执着于“清零”是一个好现象。 说过很多次，盲目追求“清零”并不符合成本效益的计算。以早前的禁堂食令为例，一方面追求感染数字“清零”，另一方面其实是增加(尤其是饮食业)的失业人数，令失业“清零”的理想愈走愈远。再以早前的停课令为例，在减少学生老师接触，企图令本地感染数字“清零”的同时，学生却因失去师生互动的学习环境失去难以估量的人力资本，变相令这些学生的人力资本逐渐“清零”。另一个追求“清零”的意外后果，是我们可能要更长时间才能真正开关，正式回复疫情前生活。不论是由于政府政策还是由于市民自发，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相对欧美不少国家，香港疫情相对受控，起码本地每日感染数字从未过千，每日死亡数字从未达双位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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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4-07T03:39 |
这边厢，有黄店被质疑帐目不清、私吞千万元，受尽千夫所指下退出黄色经济圈；那边厢，有KOL卖楼套现四千多万元，被其他人询问每月收入多少时，大量粉丝却出来护航。 关于这现象，栏友曾国平上星期在他的Facebook 问：“何以黄丝对黄店有forensic验尸咁验嘅热情，对黄媒黄KOL却有无比宽容嘅爱与坚持？” 栏友的解释是前者是消费，后者是宗教。本来从经济学的角度，消费是买卖，买卖是交易，交易是双赢，当中没有谁向谁施舍，更没有谁比谁高尚。然而，从不少消费者的角度，消费即是俾钱，俾钱就是老板，老板当然是大晒，当中谁是主谁是仆壁垒分明，这似乎是自古皆然，古今中外都适用的普世价值。 《Freakonomics》一书曾经引用的一项研究：在以色列，托儿所一律在下午4时关门，父母迟到不会受罚，而父母亦通常会准时接小孩回家，只有极少数在4时半之后才到。有一天，两位行为经济学家(其中一位在研究院教过我博弈论)进行一项实验，随机在十间托儿所抽出六间，然后在这六间托儿所订下罚款：迟到超过10分钟，父母月尾的托儿费用便会增加3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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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3-29T04:45 |
先旨声明，我不懂心理学，更不懂演化心理学，为何经过几百万年进化后的我们，会睇人XX时最开心，我真的不知道。但有心理学的研究的确发现，一个2岁的小孩会因为其他和他年龄相近的小孩比他开心而感到嫉妒，又会因为别人遇到麻烦而开心，而一个7岁的小孩则宁愿不要两个人“双赢”，都希望自己能打败竞争对手。黄子华的“鱼蛋论”不是子虚乌有的。 除了心理学的研究之外，最近亦有经济学者对欧美传媒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作过研究，发现美国不少传媒用上大量负面字眼报道疫情。 即使在疫情好转又或者疫苗有进展时，以及科学期刊和杂志都已经印证有关消息时，美国的主流传媒仍然以负面角度报道有关新闻，甚至完全不报道那些正面消息，这情况其中以左翼大报《纽约时报》最夸张。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研究里，那几位经济学者又发现欧洲传媒以及美国较小型的传媒，对疫情的负面报道并不严重。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读者大多都睇人XX最开心，《纽约时报》这些早已利用大数据分析读者需求，走在市场最尖端的大报自然会“调整”报道风格，尽量迎合读者的口味。相反，美国小报的市场小，而欧洲的传媒不少都有政府资助(例如英国的BBC)，它们市场导向的诱因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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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卓 |
2021-03-22T01:25 |
互联网令资讯爆棚，到底是好是坏？一方面，所谓真理愈辩愈明，资讯愈多，理论上大家距离真相就愈接近；但另一方面，近年假新闻却是愈见泛滥，就算是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也不一定经得起Fact Check考验。的确，互联网普及令制造和散播谣言的成本下降，谣言因而更容易满天飞。 新冠肺炎疫情下，人心惶惶，有关疫情谣言需求更大，谣言的传播因而更广，杀伤力也因而更加大。美国最近有民调指，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者都分别低估或高估疫情带来的风险：反对政府干预的共和党保守派支持者当中，有三分一竟仍以为没有病征的人不会将病毒传染及新冠疫情死亡数字比传统流感要低；另外，欢迎政府干预的民主党进步派支持者当中，有接近七成的受访者以为中招后要入院的机会高达20%以上(事实上只有约1%)，当中不少人又以为小孩中招后死亡率并不低。 这些因假新闻假分析而对疫情的误判，直接令不少共和党支持者过于松懈，亦同时令民主党支持者过于谨慎，前者增加疫情的扩散，直接令死亡人数上升，后者则鼓励州政府继续停课令，间接令学童失去学习机会。 除了疫情资讯外，假新闻假分析亦令不少人对疫苗产生不必要的恐惧。有趣的是，不少有识之士都带头反对接种疫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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