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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首次正式评估中国金融体系认为总体稳健 @ 2011-11-15T17:

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1月15日发布了该组织对中国金融部门的首次正式评估报告“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SAP）的《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报告结果显示，中国的金融体系总体强健，但却面临着不断累积的风险。

完整的市场经济需要证券化的金融体系，而证券化的金融体系需要通过金融衍生市场来配置和管理风险。衍生市场的成败取决于金融中介机构是否成熟以及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否有效。此外，可靠的养老退休体系离不开成熟的金融衍生市场。

德国央行表示，今年德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已经明显增加，在可预见的将来，公共债务是德国和欧洲金融稳定面临的最大负担。

目前，无论是在国际范围还是在国内，整个监管指标体系的大框架应当没有大的分歧，目前的关键还是在指标实施政策效果的评估方面，还有些工作需要落实、反思和总结。在目前经济金融体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可能不能按照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直觉判断来判定这些指标，重点应在于评估指标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这些指标是在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中国，面临不同的环境可能有不同的影响。最近几年在监管方面引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监管框架使得中国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多，但从指标的具体应用上来分析，在充分肯定框架的前提下，具体指标的设置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专业的问题。目前看来，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清华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充满挑战，是因为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在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都并非一帆风顺。英镑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遇到了二战重建的艰巨考验；日元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遭遇了长达20年之久的经济危机。而眼下的美国金融危机，部分原因便可归结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因此，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重视的三大原则，即一定要和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乃至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紧密结合；必须与中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紧密结合；国际化进程一定是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不能仅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工具。他同时强调，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应是一个终极目标，这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性质不大一样。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副产品，是中国经济不断参与国际事务、提升话语权、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开放的副产品，是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副产品。因此，其落脚点是要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让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广大企业享有更多、更通畅的融资渠道。

刘明康在通报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后指出，今年以来，银行业不良贷款继续实现“双降”。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045亿元，比年初减少55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66%，比年初下降0.76个百分点。但在不良贷款数据“双降”的背后，信贷高增长下的风险隐患也在积聚，需要高度重视，有效化解。要从严把握信贷政策界限，切实加强重点行业授信管理，做好授信风险监控。要继续加强案件防控执行力建设，确保长效机制建设、激励约束机制、监督队伍建设和覆盖面、岗位责任追究“四个到位”。要切实加强融资平台和项目贷款风险管控，牢牢把握三条红线不放松，即：严禁发放打捆贷款；不得签署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对出资不实，治理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资金管理运用制度不健全的融资平台，要严格限制贷款，落实风险防范。要严格执行“二套房贷”政策不动摇，不折不扣地落实与借款人“面谈”、“面签”制度，并将开发商、项目公司和母公司的授信统一起来，实施并表监管。要从IT和人管两方面落实对个人贷款的管理，完善管理手段、机制和贷款流程，严控贷款的挪用和违约率。要抓紧建立和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调整可能对市场流动性造成的冲击，要始终维持充足的流动性水平，合理安排贷款期限结构。

目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的问题主要是高利贷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房地产泡沫导致了高利贷的泛滥。不过，高利贷明显不合法，因此必须予以打击。如果把高利贷剔除，影子银行体系内的风险总体而言不算太大。

据新京报10月31日报导，新一轮金融人事调整拉开序幕。据新华社报导，10月29日下午中组部宣布了金融监管三大机构的新任命，尚福林、郭树清、项俊波分别出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人都出任过央行副行长，操刀过重大的改革任务。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复杂，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带给全球经济新的格局之时，三位新主席面临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地方债务危机、新股发行改革等诸多挑战。

欧债危机下的中国金融机构反应不一：有的银行“顺势”终止了与欧洲银行的相关交易，也有的银行“逆势”出海，阴霾当前，中国金融国际化该何去何从？饱受质疑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该如何实现再平衡？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郑之杰提出，当前应从两个层面构建合作型金融体系：一是发挥政府、金融和企业的系统合力，加强金融监管设施建设，发挥金融宏观调控监管体系的作用；二是加强各国间的合作，以金融合作促进和支撑经济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最终逐步建立开放型、多层次的金融合作体系。

刘进义：当下的中国，缺乏理财师进行个性化金融服务的土壤。我们的契约精神和市场游戏规则还在重建之中，我们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形成，而且我们的客户形成了享受免费理财服务的习惯，因此，理财师始终无法走出产品销售的窠臼。因此，我们只能采取保守的态度去实现相对个性化的服务，我们认为保守也是一种创新。比如，壹私募从成立之初就没有专职的理财销售，研究员只做研究不碰销售，客户只由总监级别的人来服务。“多研究，少营销；重服务，轻指标”的体系一直延续至今。由于阳光私募基金是高风险高收益的大额投资，对于投资者的经济背景和心理承受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在长期接触一线投资者后，我们也总结出自己的营销理念——服务客户，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具体来说就是“资产刚过百万的不服务，投机心态的不服务。”不能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更不能为了发展而盲目扩张。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核心内容至少有四点，其中之一就是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是中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全面认识投资风险、外汇资产缩水等风险等，同时提高对风险的处置能力。

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看到金融霸权是这样一套体系，以华尔街为战舰，用强大的金融资本为武器，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为暗器，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的掠夺中国的财富。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上表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出应付交易对手风险的重要，香港已加强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稳健。曾俊华表示，香港除了准备于2013年推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资本协定三》和明年推行新的淡仓申报制度，也积极跟进二十国集团的承诺，引进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监管制度，并正就此设立本地的交易资料储存库。制定改革措施的过程突显了能以统一方式确认金融市场参与者身份的重要性。在全球性的法人识别编码得以实施下，任何个体于不同地方进行不同金融产品交易，其身份都能够被识别。曾俊华指出国际监管机构普遍认同实施全球性的法人识别编码，对达致二十国集团提升透明度、减低风险和加强防止市场操控等目标的重要性。他说，香港充分认同引入全球性的机制识别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好处。当局正密切注视国际发展，香港金融监管机构亦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工作，以订立相关标准。除了全球性的法人识别编码，曾俊华亦认同应就强制性结算加强国际协作，应付经由中央交易对手结算和互认的挑战。他说，香港的监管机构会继续透过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际证券事务监督委员会组织，参与国际讨论。他将会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结束后离开檀香山，明日抵港。

首先，要鼓励可持续的、符合实体经济的创新需求，比如微小企业的需求、“三农”领域的需求。其次，要防止监管套利。他认为，监管套利是客观存在的，创新产品当中本身就有市场价格差异和变化，“我们要从监管的角度防止行为不当或违法行为造成的监管套利。”其三，应限制金融创新过度的风险。其四，要建立防火墻，防止风险传导。蔡鄂生强调，要警惕大环境、大市场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传导，“我们专业人员往往注重公司产品的风险传导，比如银行和典当的管理，担保公司的东西，或是民间借贷。实际上在目前市场环境下，风险会逐渐在整个市场内逐渐传递。”

从全球经济分工格局看，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中国信用体系中的非正规信用形式，一直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非法集资、暴利催债等都是民间借贷衍生出的违法活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公众的财产安全和企业主的人身安全，甚至影响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央行的这次表态，可谓从正面肯定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积极作用，这对于躲避在暗夜里的民间借贷来说，能够有效预防违法的金融活动，引导地下金融组织走向正规的道路。

从全球金融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影子银行”的出现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创新推动。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要区别对待“影子银行”，这样才能让金融政策兼顾满足市场需求和平衡风险，同时应鼓励发展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工具创新和服务创新。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也认为，既要约束“影子银行”的过度发展，也要正确处理正规金融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的关系，从而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避免资金链断裂衍生的系统性冲击。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法国希望戛纳峰会能在四个方面达成共识：首先，提出资本流动管理的建议；其次，为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强制度框架建设；再次，支援并推动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国际化进程；最后，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督。尤其戛纳峰会能否在现有标准基础上，在扩大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方面取得进展，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值得关注。

为了解金融体系风险承受力，央行拟推“总体版”银行压力测试。央行强调，与金管会的个体版压力测试，并不重复，甚至具备互补功能。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在知己知彼方面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国，对目前中国金融业的软肋可谓一清二楚。表面强大的中国银行业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获得暂时性优势的，并且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场体系更潜藏着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假如通过绑架人民币汇率使得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失去在金融贸易和制造业领域“补课”的机会，而美国成功地通过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实现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还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如果那样的话，则中国不仅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错过追赶美国的“时间窗口”，进而失去成为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假如美国正在酝酿中的跨产业革命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美国无疑又将筑起打压中国的经济高墻；届时中国不仅会再次被拉开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说不定还会失去原先所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

一是欧洲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欧洲问题国家债务规模史无前例，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市场信心极其脆弱，引发金融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各成员国债务链相互交织、经济联系紧密，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上升。随着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陆续进入偿还高峰期，如果不能及时出台有效的救助措施，一旦欧洲银行业风险集中爆发，必将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产生新的重大冲击。

他又指出，目前中国股市需进行结构性调整和系统性改革，以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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