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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中国金融体系面临风险 @ 2011-11-16T17: 返回 新闻热点 关键词：中国 金融 风险 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IMF）公布对中国金融部门进行的首次正式评估，指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脆弱性逐渐增加，短期需面对坏帐、楼价下跌及外部形势不明朗等风险。IMF建议，中国应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包括扩大金融市场的服务广度、扩大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法律框架，以及加强支付和结算系统、增强消费者保护、扩大金融知识的普及等等。 戴相龙：中国多家银行已成为世界上市公司的前五名，已经有条件扩大对外投资。当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还需坚持科学的风险观。 国际货币基金(IMF)公布对中国金融部门进行的首次正式评估，称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脆弱性逐渐增加，短期需面对贷款质量恶化、银行脱媒加剧、房价下跌以及外部形势不明朗等风险。 这次三会齐齐换掌门人，使整个市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变革充满有着无限期待与遐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15日公布了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成果报告——《中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报告》和《中国金融部门评估报告》。报告对中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了系统评估并给予肯定，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建设稳步推进，对外监管合作逐步加深。 在入世十周年之际，中国银行入选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29家金融机构的名单按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影响力和复杂性标准综合评分得出，它们一旦发生风险将可能冲击全球金融体系。 但金融危机其实是国际经济生活的常态因此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脯说中国一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如果中国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幅度上升起码存在以下三种可能性:一是个别目前已经出现的风险突然失控比如信托融资违约事件导致普遍的赎回或者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二是政府难以抵制各个部门与领域要求放松的压力为未来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三是随着金融体系不断开放风险也将随之提高。要准确预测金融危机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随时有所准备因为危机很可能已经在下一个路口等着我们。 可以预见，后债务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企业、政府和家庭都将自觉或被迫进行金融资产的“去杠杆化”。这一纠正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过度脱离的过程，虽然有助于推动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但也会降低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增加借贷成本。对维护中国自身金融安全来说，即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这给了中国增强维护金融安全能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坏事是这一过程可能会反向刺激规避金融监管的创新做法的产生，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只会是风险更加隐秘，一旦出现问题破坏力更大。 但是，也必须看到，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在为中国金融业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仍相当突出。共同的问题是，基础工作薄弱、前瞻性不够、调控能力缺乏、改革针对性不强。具体到三大领域，则表现为，银行业至今没有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适应中国特点的监管体系，监管更多还是被动应付、事后监管，特别在信贷结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信贷投放有序等方面还严重滞后，以至于信贷资金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政府与市场、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配还极不平衡。证券业则面对发行机制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及时、再融资泛滥、融资资金使用不合理、退市制度迟迟未能建立等问题，这直接导致了目前证券市场的许多混乱现象。在保险业，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保险市场比较混乱，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给发展留下了很多风险和隐患。 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不缺钱，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搞活金融，让中国80万亿的存款能够有自己该去的地方。尊重市场主体的投资和融资的自主权，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要素。资金是配置资源的龙头，风险自担是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前提，当前融资的难点不是利率市场化不到位，而是金融管制太多，明确法律关系，发展资产管理市场是搞活投资渠道的重点。”吴晓灵说。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在知己知彼方面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国，对目前中国金融业的软肋可谓一清二楚。表面强大的中国银行业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获得暂时性优势的，并且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场体系更潜藏着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假如通过绑架人民币汇率使得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失去在金融贸易和制造业领域“补课”的机会，而美国成功地通过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实现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还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如果那样的话，则中国不仅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错过追赶美国的“时间窗口”，进而失去成为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假如美国正在酝酿中的跨产业革命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美国无疑又将筑起打压中国的经济高墻；届时中国不仅会再次被拉开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说不定还会失去原先所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 一位是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一位是监管部门的官员——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两人在12日召开的2011财新峰会上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金融创新。他们认为，在当前发展阶段，要警惕金融创新不足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时强调金融创新必须符合实体经济的需求。 “刘明康的监管是严厉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苛刻的资本充足率迫使银行一次又一次融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评价说，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业素来最为强大。 第三，杠杆率也是很重要的指标，从金融监管历史上来说，杠杆率是很原始的指标，银行监管最开始起步的时候就是杠杆率，应该说杠杆率是静态的资本充足率。那么西方国家的发达银行和中国的银行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发达市场的银行的挑战是杠杆率过高，所以需要把影子银行加到资产负债表内进行换算增加杠杆，而中国的银行从总体上看可能是缺乏驾驭高杠杆的经验，杠杆率本来就很低，还要把杠杆率压更低。要进行资本金约束和控制的话，就得让银行学会比较好地运用杠杆，做到恰如其分地盈利。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上一个杠杆率很低的银行是创新能力较差的银行，所以如何在善于合规、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运用杠杆来增大回报率，也是不同的一个环境、语境下提出来的问题。 从资金配置角度看，过去３０年从政府配置为主逐步转移到以银行培植为主，逐步形成的商业银行体系，肩负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责任。这样的格局，有其路径依赖的合理性，但同时银行体系集聚了过多的货币存量，形成未来物价与资产价格的潜在冲击，影响了配置效率。发展直接融资将有利于分解银行业承担的资源配置的过重责任，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体系抗冲击能力，有利于实现金融体系的充分市场化。 假如能把质疑声的源头归结到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也许非朱夏莲(Charlene Chu)莫属。作为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的高级分析师，朱夏莲对中国银行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追踪。不是政府官员，而又能说清中国金融体系的人可能没有几个，朱夏莲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站在最前方观察中国金融体系的。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认为，政治因素对监管框架的扭曲导致了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的出现，这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因此，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必须保持监管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减少政治对监管制度的过分干预。 减少杠杆化固然会降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同时，风险带来的损失也会随之减少。另外对于全球数十家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更加要提高监管的密度和强度。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中，中国银行由于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更为紧密，也已经纳入由全球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组成的名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