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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中國金融體系面臨風險 @ 2011-11-16T17: Back Hot News
Keyword：中國 金融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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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對中國金融部門進行的首次正式評估，指中國金融體系總體穩健，但脆弱性逐漸增加，短期需面對壞帳、樓價下跌及外部形勢不明朗等風險。IMF建議，中國應進一步推動金融體系改革，包括擴大金融市場的服務廣度、擴大以市場為基礎的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改善金融基礎設施和法律框架，以及加強支付和結算系統、增強消費者保護、擴大金融知識的普及等等。
戴相龍：中國多家銀行已成為世界上市公司的前五名，已經有條件擴大對外投資。當然，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還需堅持科學的風險觀。
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對中國金融部門進行的首次正式評估，稱中國金融體系總體穩健但脆弱性逐漸增加，短期需面對貸款質量惡化、銀行脫媒加劇、房價下跌以及外部形勢不明朗等風險。
這次三會齊齊換掌門人，使整個市場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未來變革充滿有著無限期待與遐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15日公布了中國「金融部門評估規劃」成果報告——《中國金融體系穩定評估報告》和《中國金融部門評估報告》。報告對中國的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了系統評估並給予肯定，指出中國資本市場基礎建設穩步推進，對外監管合作逐步加深。
在入世十周年之際，中國銀行入選29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這29家金融機構的名單按規模、關聯度、可替代性、影響力和復雜性標准綜合評分得出，它們一旦發生風險將可能沖擊全球金融體系。
但金融危機其實是國際經濟生活的常態因此沒有人可以拍著胸脯說中國一定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如果中國金融危機的風險大幅度上升起碼存在以下三種可能性:一是個別目前已經出現的風險突然失控比如信托融資違約事件導致普遍的贖回或者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二是政府難以抵制各個部門與領域要求放松的壓力為未來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埋下伏筆;三是隨著金融體系不斷開放風險也將隨之提高。要准確預測金融危機其實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必須隨時有所准備因為危機很可能已經在下一個路口等著我們。
可以預見，後債務危機時代，金融機構、公司企業、政府和家庭都將自覺或被迫進行金融資產的「去槓桿化」。這一糾正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過度脫離的過程，雖然有助於推動金融資本向實體經濟的回歸，但也會降低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增加借貸成本。對維護中國自身金融安全來說，即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是這給了中國增強維護金融安全能力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壞事是這一過程可能會反向刺激規避金融監管的創新做法的產生，新的金融衍生產品只會是風險更加隱秘，一旦出現問題破壞力更大。
但是，也必須看到，三大金融監管機構在為中國金融業作出積極貢獻的同時，其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也仍相當突出。共同的問題是，基礎工作薄弱、前瞻性不夠、調控能力缺乏、改革針對性不強。具體到三大領域，則表現為，銀行業至今沒有形成符合市場經濟要求、適應中國特點的監管體系，監管更多還是被動應付、事後監管，特別在信貸結構優化、信貸資源配置、信貸投放有序等方面還嚴重滯後，以至於信貸資金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政府與市場、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分配還極不平衡。證券業則面對發行機制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及時、再融資泛濫、融資資金使用不合理、退市制度遲遲未能建立等問題，這直接導致了目前證券市場的許多混亂現象。在保險業，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保險市場比較混亂，沒有形成統一的規范，給發展留下了很多風險和隱患。
那麼，中國的出路何在?「中國不缺錢，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搞活金融，讓中國80萬億的存款能夠有自己該去的地方。尊重市場主體的投資和融資的自主權，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要素。資金是配置資源的龍頭，風險自擔是尊重市場自主權的前提，當前融資的難點不是利率市場化不到位，而是金融管制太多，明確法律關系，發展資產管理市場是搞活投資渠道的重點。」吳曉靈說。
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在知己知彼方面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國，對目前中國金融業的軟肋可謂一清二楚。表面強大的中國銀行業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的前提下獲得暫時性優勢的，並且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場體系更潛藏著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假如通過綁架人民幣匯率使得尚處於工業化中後期的中國失去在金融貿易和制造業領域「補課」的機會，而美國成功地通過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實現了出口的快速增長，則不僅有可能打破「美國消費－中國生產」的分工格局，而且還將極大地擠壓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環節的核心利益。如果那樣的話，則中國不僅將無法獲得足夠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更有可能錯過追趕美國的「時間窗口」，進而失去成為一流經濟與金融強國的基礎性條件。另一方面，假如美國正在醞釀中的跨產業革命取得重大突破，結合其依然強大的金融服務優勢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產業化經驗，美國無疑又將築起打壓中國的經濟高墻；屆時中國不僅會再次被拉開與美國的經濟差距，說不定還會失去原先所擁有的傳統經濟優勢。
一位是金融機構的管理者——中國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一位是監管部門的官員——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兩人在12日召開的2011財新峰會上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金融創新。他們認為，在當前發展階段，要警惕金融創新不足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同時強調金融創新必須符合實體經濟的需求。
「劉明康的監管是嚴厲的。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以苛刻的資本充足率迫使銀行一次又一次融資。」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評價說，中國金融體系中，銀行業素來最為強大。
第三，槓桿率也是很重要的指標，從金融監管歷史上來說，槓桿率是很原始的指標，銀行監管最開始起步的時候就是槓桿率，應該說槓桿率是靜態的資本充足率。那麼西方國家的發達銀行和中國的銀行差異在什麼地方呢？發達市場的銀行的挑戰是槓桿率過高，所以需要把影子銀行加到資產負債表內進行換算增加槓桿，而中國的銀行從總體上看可能是缺乏駕馭高槓桿的經驗，槓桿率本來就很低，還要把槓桿率壓更低。要進行資本金約束和控制的話，就得讓銀行學會比較好地運用槓桿，做到恰如其分地盈利。在發達的金融市場上一個槓桿率很低的銀行是創新能力較差的銀行，所以如何在善於合規、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運用槓桿來增大回報率，也是不同的一個環境、語境下提出來的問題。
從資金配置角度看，過去３０年從政府配置為主逐步轉移到以銀行培植為主，逐步形成的商業銀行體系，肩負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主要責任。這樣的格局，有其路徑依賴的合理性，但同時銀行體系集聚了過多的貨幣存量，形成未來物價與資產價格的潛在沖擊，影響了配置效率。發展直接融資將有利於分解銀行業承擔的資源配置的過重責任，有利於提高中國金融體系抗沖擊能力，有利於實現金融體系的充分市場化。
假如能把質疑聲的源頭歸結到一個人身上，那麼這個人也許非朱夏蓮(Charlene Chu)莫屬。作為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的高級分析師，朱夏蓮對中國銀行業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追蹤。不是政府官員，而又能說清中國金融體系的人可能沒有幾個，朱夏蓮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站在最前方觀察中國金融體系的。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顧問沈聯濤認為，政治因素對監管框架的扭曲導致了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和影子銀行的出現，這造成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因此，改革金融監管制度必須保持監管機構的相對獨立性，減少政治對監管制度的過分干預。
減少槓桿化固然會降低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同時，風險帶來的損失也會隨之減少。另外對於全球數十家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更加要提高監管的密度和強度。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中，中國銀行由於和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更為緊密，也已經納入由全球29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組成的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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